凯里在贵州东南部，不是什么显眼的地方。 山多，水多，苗寨侗寨散落在云雾缭绕的峡谷里。清水江从城中间穿过去，把这座小城分成两半。江上有风雨桥，木头的，年深日久，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。桥头的米粉店里，老板娘从早忙到晚，牛肉粉的香味混着酸汤的味道，整条街都能闻到。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，凯里可能会一直这样安静下去。 二零一六年春天，凯里经济开发区城管局的院子里，几棵桂花树刚抽了新芽。 黄德坤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桌上堆着棚户区改造的审批表。他是局长，也是棚改办的副主任，正科级。这个职位说大不大，在凯里这种地方，说小也不小。拆迁、补偿、安置，哪一样都离不开他签字。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的时候，他以为是下面的人来汇报工作。 进来的是纪委的几个人。 黄德坤愣了一下，随即站起来，脸上带着那种体制内干部常见的、不卑不亢的微笑。来的人很客气，说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需要他配合核实，请他走一趟。 他没有多问。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他太了解这种程序了。去年开发区一个副区长被带走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客客气气的开场白。他跟在那几个人后面走出办公室，经过走廊的时候，还有下属跟他打招呼，他点了点头，脚步稳当得很。 他觉得这不会是什么大事。 经济上的问题，无非就是棚户区改造工程里那些弯弯绕。谁没有点小问题呢？顶多就是退点钱，写个检查，位置挪一挪。这些年，这种事情他见得太多了。 到了地方，问话的人态度很和缓。问了一些工程款的事，又问了一些个人财产申报的问题。黄德坤对答如流，该承认的承认，该解释的解释，语气诚恳，态度端正。 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人进来，说按规定要采集一下他的指纹。 黄德坤伸出手，十个指头挨个在机器上按了一遍，动作随意而配合。他心里想的是，这不过是走个过场，例行公事。也许问完话，晚上还能回家吃个饭。他老婆今天做了酸汤鱼。 指纹录入完成的那一刻，他注意到操作机器的那个人脸色变了。 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闪过一种黄德坤没能马上读懂的东西。然后那人站起来，快步走了出去，门在身后轻轻关上。 房间里安静下来。黄德坤坐在椅子上，手还搁在桌面上，十个指头的印痕留在了那台机器的记忆里。 十八年前，同样的指头，在一个银行行长的家里，也曾留下过痕迹。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，完全不同的地点，完全不同的黄德坤。 一九九八年，他二十九岁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没有未来。 那一年凯里的秋天来得早，国庆节刚过，街上的人就穿上了外套。黄德坤和潘凯平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间民房，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游荡、喝酒、抽烟，偶尔帮人打几天零工，挣到一点钱就去路边摊吃烤鱼。 两个人是同乡，从小就认识。黄德坤比潘凯平大两岁，一直是拿主意的那个。他们一起在凯里郊区的村子里长大，一起念完初中，一起辍学。九十年代的凯里，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很多。改革开放十几年了，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，但黔东南的山太深了，改革的风吹进来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力道。 工厂进不来，产业起不来，除了种地，年轻人几乎找不到出路。一些人去了广东打工，在东莞的电子厂、中山的服装厂里，一天干十二个小时。还有一些人留在本地，混日子。 黄德坤和潘凯平就属于混日子的那一拨。 但混日子也是要花钱的。房租、烟钱、酒钱、吃饭的钱，哪一样都少不了。打零工挣的那点钱，根本不够开销。两个人经常到了月底，连一碗粉都吃不起。 于是他们开始想一些来钱快的办法。 最开始的想法很天真，觉得抢银行运钞车能一夜暴富。九十年代港片在录像厅里泛滥，周润发演的枪战片看多了，年轻人很容易产生错觉，觉得抢钱这种事情，只要胆子够大就行。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：没有枪。 别说枪，连一把像样的刀都没有。 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决定从有枪的人身上下手。在凯里这个地方，有枪的人只有一种：警察。 目标很快就锁定好了。大十字派出所副所长安坤，四十岁出头，工作勤恳，经常一个人加班到深夜。黄德坤和潘凯平跟了他好几个星期，把他每天的行动路线摸得清清楚楚。几点下班，走哪条路，在哪里吃夜宵，什么时候回出租屋。 那是一栋老式的居民楼，在大十字附近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。楼道里没有灯，天一黑就伸手不见五指。安坤最近刚升了副所长，工作比以前更忙，为了方便执勤，在派出所附近租了这间房子，平常不怎么回家。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，夜里十一点多，安坤从派出所出来，一个人往出租屋走。 楼道里黑漆漆的，他上楼的时候习惯性地跺了一下脚，声控灯闪了一下就灭了，根本没有亮起来。他摸着黑往上走，走到三楼转角的时候，后脑勺突然遭到一记重击。 那是一根钢管，提前藏在楼梯间里的。安坤一头栽倒在地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两个人影就扑了上来。匕首捅进胸口的那一刻，他甚至没能发出一声叫喊。 两刀，全部贯穿心脏。 安坤倒在血泊里，配枪被抢走了。那是一把六四式手枪，弹夹里有七发子弹。 黄德坤和潘凯平拿着那把枪，跑回了出租屋。他们用水冲洗了手上的血迹，把匕首和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