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，解放军搞大授衔。 评定工作进行到将帅这一级时，负责审核的班子碰上了一个烫手山芋。 评衔这事儿，讲究的是条条框框：看你资历多深、战功多大、职务多高，最关键的一点，革命历史得连得起来，不能断片。 可偏偏在拟定的上将名单里，有个人的履历显得格格不入——他在大革命跌入谷底后，竟然有整整六年不在队伍里。 六年啊，放在那个风云变幻、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年代，早就换了好几茬人了。 照理说，有这么长一段“真空期”，哪怕后来再怎么补救，想评上开国上将，门儿都没有。 这人就是周士第。 审核组心里肯定也盘算过，最后咬咬牙定了调子：这上将，得给。 理由硬得很：资历太深了。 但这下问题来了：他的资历到底有多硬，硬到能填平六年的大坑？ 那消失的六年，他又凭什么让组织重新敞开怀抱？ 把日历翻回上世纪20年代，你就能看出来，周士第手里攥着的“原始股”，那叫一个厚实。 1924年，黄埔军校开张。 周士第从海南岛跑到广州，一头扎进了黄埔一期。 哪怕是在那个时候，能进黄埔一期的，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尖子。 在学校里，他书念得好，脑子也灵光，跟几个共产党人走得挺近，一下就被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给盯上了。 没过多久，国共两党第一次握手合作，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琢磨着要搞个“陆海军铁甲车队”。 周恩来负责挑大梁，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人选就是周士第。 周士第带着徐成章等五个人把这摊子支了起来。 刚开始还是个见习教官，后来仗打得凶，他每次都冲在最前头，把脑袋挂在腰上拼命，愣是一路升到了队长，弟兄们还送了他个绰号叫“铁甲骑士”。 这支队伍名义上挂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底下，可实际上，调兵遣将全是中共这边说了算。 说白了，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尝试自己拉队伍搞武装。 再后来，铁甲车队摇身一变，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，周士第先是干了一营营长，北伐打得正热闹的时候，他又成了七十三团的团长。 看明白没？ 中共最早的那点家底，周士第是实打实的元老级指挥官。 就这建军的资历，把全军拉出来排排队，能站他前头的人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 手里握着这么一副王炸，怎么就突然掉队了呢？ 这背后，是他在绝境里做的两个决定，每一个都无奈得很，甚至可以说是拿命在赌。 1927年，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翻脸，对革命动了刀子。 眼看大厦要塌，共产党决定在南昌搞起义。 那时候，周士第的部队归国民党张发奎管。 起义还没打响，张发奎手下的李汉魂就找上门来，神神秘秘地拉着周士第聊了一通。 李汉魂把话说得透亮：“总指挥让我给你带个话，千万别跟共产党跑，留下来有你好果子吃。” 摆在周士第面前的就两条道。 留这儿，跟着张发奎，升官发财那是板上钉钉。 走人，跟着共产党，前路黑灯瞎火，搞不好还得把命搭进去。 换成那些墙头草，心里的算盘早就打到张发奎那边去了。 可周士第心里琢磨的是另一笔账，一笔关于战争本质的账。 他当场就怼了回去：“你动脑子想想，这几年咱们打胜仗靠的是哪帮人？ 张发奎能坐上总指挥的位子，又是指望谁？ 不全是共产党吗？ 现在汪精卫反水了，跟着他混，那就是往死路上奔。” 第二天一大早，周士第二话没说，拉起队伍就撤，直奔集结地，一头扎进了南昌起义的洪流里。 这一步走得证明了一件事：在革命最要命的节骨眼上，周士第没含糊，他是铁了心要跟党走的。 谁知道后来的局势，乱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 起义部队一路南下。 几个月后，周士第和朱德带着队伍想去潮汕，结果到了地头，接应的人影都没见着。 当官的凑一块儿一合计，这么着不行，得派个人去香港找党组织，听听上面怎么说。 这个跑腿联络的重担，就压在了周士第身上。 哪成想到了香港，倒霉事来了。 周士第染上了严重的痢疾，上吐下泻，眼瞅着命都要交代在那儿了。 那会儿香港是个什么光景？ 国民党反动派正满大街抓共产党，风声紧得要命。 老天爷又给周士第出了道选择题。 选项A：拖着病体在香港死等。 下场估计要么病死在马路牙子上，要么被特务抓去枪毙。 选项B：先撤出这个是非窝，把命保住，以后再说。 周士第当时的想法特朴实：人活着才能干革命。 于是，他咬咬牙去了国外治病。 这一走，命是捡回来了，可跟组织的线也彻底断了。 这就是他消失六年的真相——不是想当逃兵，而是在那个信息完全封闭、小命随时不保的关头，被逼无奈的求生本能。 一直熬到1930年，周士第回了国。 到处找党组织找不到，听说邓演达搞了个反蒋的“第三党”，他也没多想，加进去接着干反蒋的事。 转机在1933年来了。 蒋介石调动第十九路军去福建剿共。 十九路军的老大蔡廷锴心里憋屈得很。 日本人都在家门口撒野了，老蒋还天天喊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逼着自己人打自己人。 在福建跟红军交了几次手后，蔡廷锴把账算明白了：带着这么多弟兄，不去打鬼子，反倒把枪口对准同胞，这事儿理亏，打下去也是死路一条。 他想跟红军停战，可缺个能说话的中间人。 这时候，他想起了周士第。 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