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10月16日，北京，宋任穷正在等一个消息。远在西北的试验场传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，但广播里迟迟没有出现相关内容。有人问他为何还不休息，他只是说：“再等等，主席还要确认情况。” 这份谨慎并非多余。原子弹是否真正爆炸成功，试验数据是否可靠，各国会作出怎样的反应，都关系到国家安全。消息没有立即大范围公布，背后有技术判断，也有外交上的考量。 而在几年前，宋任穷还是国防工业战线上的负责人。1955年，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谈到原子武器问题，明确表示，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别人的保护，必须建立自己的国防力量，但目的在于积极防御，而不是对外侵略。 任务很快落到了周恩来肩上。毛泽东让他从中央委员中考虑人选，既要懂军队工作，又要能够组织地质勘察，为核工业寻找合适的资源和试验区域。 周恩来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：“军队里要调一个中央委员，到地质和国防工业战线上去，你考虑一下。” 宋任穷没有绕弯子。过了两天，他主动找到周恩来：“我毛遂自荐。” 周恩来问：“你能出来吗？” 宋任穷回答：“总干部部还有同志，工作不会没人接。” 这几句对话看似简单，却说明他已经意识到，这不是一次普通调动。核工业从零起步，涉及地质、化学、物理、机械制造、工程建设等众多领域，负责人既要有组织能力，也得能承受长期压力。 不久，中央决定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机构。1956年，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，宋任穷出任部长。后来机构调整，核工业管理体制也随之变化，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停下。 宋任穷是湖南浏阳人，1909年出生。大革命时期，他参加农民运动，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，随后上井冈山。土地革命战争中，他担任过红军团政委、师政委，长征时任干部团政委，陈赓是干部团团长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先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、冀南军区、平原军区以及晋冀鲁豫军区、华东野战军任职。长期的军政经历，使他熟悉干部调配、后勤保障和复杂地区的组织工作，这些经验后来都用在了核工业建设上。 上任后，宋任穷没有只坐在办公室里等报告。他找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，请求科学院支持原子能研究。张劲夫明确表示，科学院能够承担的任务尽量承担，科研骨干不够，还可以继续调集。 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此成为重要支撑力量。钱三强、邓稼先等科学家参与其中，大批技术人员从各个部门汇集而来。宋任穷要解决的，既是“谁来干”，也是“设备在哪里、矿产在哪里、工程怎么铺开”。 1958年，中国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，核科学研究开始有了基本条件。同年，苏联专家曾给予一定帮助，相关设备和技术工作得到推进。遗憾的是，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，苏联专家撤走，原有援助中断，许多项目被迫重新调整。 困难很具体：资料不完整，设备缺乏，经验不足，许多关键环节只能自己摸索。邓稼先、钱三强等人组织科研人员重新攻关，研究所、工厂和试验基地之间反复协作，进度一再受到考验。 1960年前后，有人询问原子弹何时能够爆炸。宋任穷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回答，原定计划必须推迟，自力更生后，争取在1964年完成。有人认为这个时间太晚，主张提前到1962年。毛泽东听后说：“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。”话一出口，现场便安静下来。 这段插曲说明，核武器不是喊口号就能造出来的。材料、理论、加工、测试，任何一项不过关，都可能让整个计划停顿。宋任穷坚持按实际条件安排进度，没有为了表面上的“快”而夸大能力。 此后，他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、沈阳军区第一政委，离开了核工业直接管理岗位。但在他负责的阶段，机构搭建、人员组织、资源勘察和科研协同已经铺开，后来工程能够继续推进，与这段基础工作密不可分。 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。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把消息告诉了宋任穷，他仍等着进一步确认。当天的试验结果经过严格核实后，相关消息才按规定向外发布。 1955年提出设想，1956年建立专门机构，1958年反应堆建成，1959年外援中断，1964年完成爆炸试验。宋任穷承担的，是其中最早也最艰难的组织性工作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后来还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、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。2005年1月8日，宋任穷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 特别